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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专栏栏
道北人
文︱安黎
出西安北城门，一条铁路横贯东西。铁路很长，东起连云港，西至X，它的名字叫陇海铁路。铁道以北，西安人习惯称它为道北。道北在西安人的意识里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片区域，而且含有精神上的拒绝和情感上的排斥。太多的谣传，太过夸张的描述，使道北的面目恐怖而狰狞。
西安的市民中间，多年前就口口相传着这样的故事：四个郊区的熟人见了面的问候语各不相同，南郊人问：“考上了吗？”东郊人问：“发了吗？”西郊人问：“下了吗？”北郊的人问：“出来了吗？”南郊号称文化区，大专院校多，知识分子成堆成X，崇尚学习，向往功名，家长望子成龙心切，因而见了面相互谈论的多是孩子的考学。所谓“考上了吗？”诠释开来即是：“你的孩子考上大学没有？”东郊汇聚着不少万人以上的军工企业，而好多企业则如车陷泥潭，气喘吁吁，步履蹒跚，X工资成为家常便饭。对于那些靠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来说，工资是他们的救命稻草，因而他们对工资的渴望可想而知。“发了吗”的“发”，指的不是发财，而是发工资。西郊被称作电工城，与电有关的国企云集。因改制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企业不断减肥，而那些依附企业活命的工人，犹如胖子身上多余的脂肪，在不停地被吸脂机X甩掉。“下了吗”的“下”，指的是下岗，或者叫失业。一句“下了吗”，透露出几多无奈，几多酸悲。北郊是西安的棚户区，这里既无像样的科研院所，也无像样的国企，仅有的一些街办小厂，蜷缩在杂乱的民居中间，个个气息奄奄。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使道北人有了别样的风采：游手好闲，脾气火爆，拣X者举目皆是，寻衅滋事者不时碰见，偷盗抢劫的事例时有耳闻。这里更是吸毒者快乐的天堂，是犯罪者的大本营和根据地。有了犯罪，X上就要打击，于是许多家庭都因亲人的入狱而支离破碎。于是问话里“出来了吗”，显然询问的是对方的儿子或丈夫是否已经出狱。
《养女》剧照
流传的这个故事并不完全真实，至少它是以偏概全了。哪个郊区都有富人，哪个郊区也都有穷人；哪个郊区都有高尚的君子，哪个郊区都有得意的小人。老虎与老鼠，在哪里都可以碰到。不过，说这个故事毫无现实依据，纯粹瞎编乱造，显然也是有失于客观。北郊人，亦即道北人的确有值得审视的地方。脸净不怕照镜子，道北人经得住镜子的映照吗？
一般来说，西安人对道北疏而离之，对道北人敬而远之。人们选择住所，首选之地是南郊。南郊尽管拥拥挤挤，差点被汹涌的人流挤爆，但大家还是乐意往那里迁移。这倒不是迎合了中国人爱扎堆的恶习，而是大家看中了那里的氛围，这种氛围似乎含有仙气圣光，人人都想使自己或自己的后代受之X。趋文明而避野蛮，是人共同的心理。小偷不愿与小偷为邻，强盗害怕与强盗共寝，自己即使做人的素养不高，但总想着与素养高的人为伍。
与人们投向南郊的热情相比，北郊显得异常冷清和孤寂。不愿到道北居住，更不屑与道北人成为朋友。问之原因，十有X回答是嫌道北居住着太多的河南人。河南人不讲理，不讲卫生，刁野、蛮横、素质低下等等，这些负面的印象如同一棵棵的病树，深扎在不少人的脑际，根深蒂固。河南人是否如一些人所评判的那样，我看也不尽然。也许是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锅汤，也许是极少数的河南人败坏了河南人的声誉。总之，西安人对河南人抱有鲜有的顽固偏见。西安有多少人真正去过河南，亲身体察过河南的民风民情？我看只是一小部分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道北来给河南人妄下结论的，道北则成了他们瞭望河南的窗口。
一排排上锁的街边水龙头已不多见
随着城市的扩张与人员的互动，而今的道北已不纯粹是河南人的地盘。外来人口的冲击，使道北的人员构成已不再单一，甚至称得上有些复杂。山东人、东北人、陕西人、江浙人、四川人等等，在这里已不鲜见。从他们操持的口音里，不难分辨他们的来源。河南人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影响着他们，他们也以自己的生活习惯改变着河南人。
曾几何时，道北还是河南人占山为王的山头，其他地方的人混迹其中，不幸成为少数。这里流行河南话，这里的主要小吃是糊辣汤，这里的街巷飘荡着豫剧的曲牌，这些视道北为家园的人，全是河南的移民，或者说是移民的后裔。河南地处中原，土地平坦而肥沃．又属于中国的中心，按理应该是最适宜人居住的地方，这里的人按理不应该外迁，外边的人应该往这里迁移。哪里富足，人肯定往哪里移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古巴人乘小木筏偷渡美利坚，却没听说过美国人逃往古巴。人与候鸟无异，对温暖的气候有天然的迷恋和向往，只是人比起候鸟来，迁移显得要困难很多。候鸟拍一拍翅膀，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，想在夏威夷栖息就去夏威夷，想去南非的好望角筑巢就去好望角。人却不同了，要遭遇很多障碍，比如心理障碍，人对故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和眷恋，故乡的山水与亲情，犹如一根根的线，捆缚着人的双脚。再比如现实的障碍，户籍制仿佛牢笼，把人固定在一个被规划好的位置，一个省迁往一个省，有时比登天还要费力，何况出国办一套繁琐的护照签证之类呢？
河南人比起“打死不离疙瘩庙”的陕西人来，显然要好动。陕西的关中土地肥沃，不旱不涝，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不仅衣食无忧，而且滋生了自足的心态。“金山银山，不如咱家的南山”，这是陕西人的口语，也是陕西人的心语。而河南人则不同，频发的洪灾和长年的战乱，使生长在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常常处于X状态。于是一批一批的讨饭者、逃荒者和出外下苦力者沿着陇海线西行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终点站在哪里，只是漫无边际地走着。走着走着，他们目睹了关中的富饶，也望见了曾经作为帝都而无比辉煌的西安的雄姿。于是他们在西安城边驻足，然后卸下背筐，放下挑担，手牵儿女，在铁路北侧的空旷之地搭棚筑屋。西安城北于是出现了棚户区，而且随着年月的推移，棚户区犹如雨后春笋，迅速扩大，成为谁也撼不动的一个居民社区。旧时的中国大概还没有收容遣送制度，于是，那些河南移民就在这新土壤里，扎根发芽并传宗接代。
很多河南人顺着铁路逃荒来到了陕西
河南移民把自己勤劳展示给西安人看的同时，也让西安人目睹到了他们的一些人性的缺憾。于是在皇城里X了数千年的西安本土居民，从心理上对他们有了抵触，情绪上有了反感。这种抵触与反感延续近百年，至今还没有消失的迹象。皇城遗民们以文明人自居，他们视道北的移民为洪水猛兽，他们对这些人的到来愤愤不平。这种愤愤不平演绎成公然的歧视。有一日，我去商场买熟食水饺，超市里挑水饺的人除了我，还有一位中年妇女。中年妇女挑了一大袋，在过秤之际，突然问X小姐这是哪里产的水饺？小姐说河南。那位妇女一怔，马上高声叫起来：不要啦，不要啦！河南人能做饭？河南人做的饭喂猪猪都不吃！她的叫声引起了其他购物者的附和，以至于使我没勇气将装在袋里的水饺拎回家。
世界在变，中国在变，西安在变，属于西安一部分的道北焉能不变？一条已经拓宽的大马路从道北通过，与机场连接。这条路是西安南北中轴线的一部分，本名未央路，别名迎宾路。这条路似乎冲散了某种气氛，给道北带来些许的新气象。路两旁耸立起不少高楼，市内的一些单位前赴后继往路两旁迁移。道北已变成了人的大杂烩，或者人的糊辣汤。现在西安人谈起道北，已不再X，脸上的鄙夷之色亦有所淡化。
道北的河南人有一部分已经迁走，而大部分还留在原地。同是逃难而来的人，而今其生存境遇已有了天壤之别。他们中的优秀分子，或靠个人打拼，或依赖某个机缘，有的成为X官员，有的功成名就，留守的河南人的住所也发生了变化，他们X了棚帐，在原地上纷纷盖起了二层或三层小楼。那些小楼杂乱无序，错落无致。他们没有什么好的工作，摆个地摊，打个零工，捡个X啦等等。有的人干脆什么也不做，仅靠一点房租生活，于是乎，这里的闲人特别多，打麻将的，下象棋的，打台球的，百无聊赖转悠的，聚在一堆说三道四的，随处皆是。无事容易生非，只要有两个人发生纠纷，一街道的人都会跑去瞧热闹。
从道北人身上，我无端地想起这么一句话：一年有可能造就一百个暴发户，而一百年才能培养出一个X。是呀，要使曾经作为难民的道北人成为体面的市民，的确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好在年轻一代已逐渐X，他们虽是嫩芽，但嫩芽终有一天会编织出绿荫的。
（编者注：本文发表在2004年《雨花》第七期2011年11月19日南非的《华侨新闻报》）
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
《别样的发现——安黎精短散文汇编》收录了作者近些年写作并刊发于各类报刊的精粹散文近百篇，所收录的文章，大多仅限于一两千字的篇幅。
文章虽短，但字字珠玑，充分体现出“语言石匠”叙述之考究，字词之精到，辞藻之雅致，文华之富于张力和魅力，可谓咀嚼耐人寻味，反刍发人深省，既具有启悟人智慧促使人向善的陶冶之功，又具有撼动人心的撬动之力，极具思想的厚度和艺术的高度。
作者简介
安黎，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、西安有突出贡献专家，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。1982年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分配至耀县中学从事高中语文教学，后辗转耀县县委党校、耀县县委宣传部、耀县文化馆等单位工作。1992年初调入西安市文联《美文》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至今，现为《美文》杂志副主编。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出版有长篇小说 《X》、《小人物》、《时间的面孔》，散文集《丑陋的牙齿》、《不在路上走》、《我是麻子村村民》，小说集 《丑脚丫踩过故乡路》，诗集《走进人的丛林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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